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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在中国传统的理解中，法律的存在，最主要的目的，是以强制手段惩戒犯罪，从而保护社会道德。

在《汉经学史》中，程先生将汉代谶纬学一卷置于两汉之间。这样，既凸显了谶纬学在汉代经学中的特别地位，又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章节顺序。

一代经学史的写作，与整体经学史的写作，道理完全相同。然而，这一事件作为经学史的大事件，对理解汉代经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本书的最大特征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以学术史家的眼光，分科设段，巨细无遗地呈现有汉一代的经学流变过程。今古文之争，是白虎观会议召开的基本背景。对此，《汉经学史》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判断：诸经门户之争，莫烈于《春秋传》，亦莫繁于《春秋传》。

程元敏先生备列河间献王得书、著书、立博士情况，并以为，汉武帝对河间献王言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，王其勉之，是面质其将叛国，一若乡之吴楚反然。程元敏先生的《汉经学史》，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种典范性的意义。而五帝三王，礼不相袭，制度不同，本来如此。

孔子之《书》，包括唐虞、秦缪之事，先王之事既存，孔子之法亦在其中，此即孔子删《书》以折中之也。郑注之中，惟解《禹贡》多引《汉志》，也只是因为用《汉志》之文可以佐证《禹贡》九州之地而已。这便意味着经书内部可以有不同的制度义理，经书中的许多内容，便不再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常法，而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某一代的圣人立法之遗。摘要：两汉今文经学强调六经折中于孔子，经学为孔子所立之法。

但是，五经的意义不是由材料本身自然呈现出来，而是由其中的思想价值呈现出来，就像火石的意义不同于石头，用在建房、铺桥、造路，而是其内部蕴含的火花。但是，郑玄在做出此注之时，对《尧典》早有定性，即《尧典》本是尧舜之法。

究其实质，在经学陷入五经异义，走到生死存亡的时刻，郑玄通过他的努力，以三代异物、王者相变等方法重新整顿经书，使群经从孔子立法转变成先圣之法，即多元的圣人之法，从而在文献意义上消弭异义，平衡异说，重新成为一个共同的系统。大经，谓六艺，而指《春秋》也。郑玄既接纳《周官》、《左传》，又直接回到经文本身，《周官》、《左传》的大量制度，由制度䌷绎的义理，皆与今文十四博士之学互相矛盾，为了使群经整合成为一个思想体系，郑玄必须重新寻找一种理解经学的方式。《曲礼》曰‘齿路马有诛。

《大宰》：以八柄诏王驭群臣：一曰爵，以驭其贵。郑注看到了经文的相似，故《内史》注云：大宰既以诏王，内史又居中贰之。其言闳达，为雅儒所不能论。其《国故论衡·明解故》则云：《六经》皆史之方。

而《汉志》将六经看成六类书，则很容易使经学之畛域变得模糊不清。贾公彦《序周礼废兴》云刘歆：末年，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，迹具在斯。

而《春秋》虽然经孔子删削，但其实却是周公之旧法，而且其本事仍在《左传》。而郑玄构建的经学大系，不再像两汉今文博士那样用经说展现经学的意义，而是使经学成为一种客观的知识。

但是，两处经文，首先在结构上不同，《内史》所言，是爵禄、废置、生杀、予夺。但是，《周官》、《左传》出于山崖屋壁，跻在群经之列，由于其制度礼乐与今文家说完全不同，如天下封国的大小，《孟子》、《春秋繁露•爵国》、《礼记•王制》、《白虎通•爵》皆云公侯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而《周礼·大司徒》言建邦国之法，公五百里、侯四百里、伯三百里、子二百里、男百里，有了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，汉代博士今文之学中构成一代典法的内容，许多遭遇到了根本性的挑战。《尧典》经注云： 《尧典》：五载一巡守，群后四朝。一曰爵，二曰禄，三曰废，四曰置，五曰杀，六曰生，七曰予，八曰夺。在这种注解中，经文本身没有独立的意义，经文的目的是指向周公所立的官制，而且既然是同一套官制，其内容必定互相关联，可以互相证明。第二，经书是古代圣王的政典实录，经书就成为最早的史书，在刘歆的体系中，经史合而为一。

《汉志》之言《春秋》，特别强调《左传》，而郑玄《六艺论》则认为：《左氏》善于礼，《公羊》善于谶，《穀梁》善于经。但是对一些不系于任何圣王的经文，如果与已知时代的经文有差异，郑玄便必须做出进一步的解释。

而在郑玄的体系中，经书是自伏羲至孔子所遗的文献集合，而历史只是理解经书的一种方式，做为文献的经书本身是独立的。《王制》此文，并没有系于任何时代，但其说同于《尧典》，而异于《周礼》。

又，《史记》所述五帝三王历史，与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时代重合，多有异同，郑玄注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不需援引异同以解释之。郑玄的注经目标，是究先圣之元意，其基本背景，是体现在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中把经学理解为王官学的体系。

及周之衰，诸侯将逾法度，恶其害己，皆灭去其籍，自孔子时而不具，至秦大坏。他认为经与史相反，史是已行之事，经是载诸空言，因此写了一本《孔经哲学发微》，认为：哲学名词，大约与史文事实相反。因此，《文史通义·原道中》云：《易》之为书，所以开物成务，掌于《春官》太卜，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。《王制》经注云： 《王制》：天子五年一巡守。

三传各有所长，而经文乃孔子立法。这种做法，是绕过孔子折中，还原经书文献的结果。

所以，当刘歆认为《周礼》是周公致太平之迹，后世从王官学的角度，固然可以说《周礼》便是周公立法，也是周代之史。这与《史记》中太史公云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，完全不同。

章学诚的经，定位于过去了的先王政典，即过去的圣王之法。而按照郑玄的理解，当面对作为文献的群经，孔子的功勋，一是述而不作地删削整理群经，使群经作为古代圣王之法，得以保存。

此语实郑君之夫子自道，亦解郑之无上錧鎋也。而如郑玄、何休，不论今古文，皆转向眼手之学，不再严守家法、师法，重新回到经文本身。凡此种种，既有皇帝称制临决之效，但更是夫子折中六艺之验。由郑玄观之，孔子之前的列圣固有立法，而孔子也立孔子之法。

其次，《大宰》曰八曰诛，以驭其过，有过，不至于杀，因此，郑君注云：诛，责让也。也就是说，孔子作为圣人，不但只有述，而且有所作，只不过无法制作礼乐，而是作了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即孔子的一王之法。

如冕服制度，欧阳、夏侯之说不同，明帝可以两用之。《哲学研究》2020年第1期 进入 陈壁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郑玄 经学 史学 。

这种说法，即本于《汉志》之学。五年者，虞、夏之制也。